一九七八年的燕京高校，座谈会是个特殊的东西。
桌子围成一圈，茶缸子摆开，谁有话谁说，说完别人接。
听着松快，但一九七八年的松快和真正的松快之间，隔着一条看不见的线。
什么能说，什么不能说，没人明文规定，全靠在座的人自己掂量。
掂量得好，叫解放思想；掂量砸了，叫犯路线错误。
今年五月，《光明日报》发了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，这篇文章像一阵风，把那条线往外推了推。
但推了多远，谁心里也没底。所以一九七八年下半年的座谈会，开得格外多，也格外小心。
方竹筹备的这场座谈会，名义上是校报《燕师大》组织的「青年文学创作讨论会」，围绕《人民文学》八月号发表的短篇小说《路口》做公开讨论。
团委批了主楼阶梯教室，限时两小时，座谈实录将在校报全文刊登。
方竹为这场座谈跑了四天。
她拿着吕正民签字的系里介绍信，骑车去了燕大中文系丶人大文学系丶燕京广播学院，一家家敲门找人。
在各系的布告栏和阅览室门口，《路口》正被反覆传阅和讨论，这篇文章的热度替她省了不少口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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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月十七号，礼拜四，下午两点。
主楼阶梯教室一百二十个座位坐了九十多人。
前三排摆了一圈长条桌，桌上铺白布，搁着搪瓷茶缸和暖壶。
白布是方竹从系办借的，暖壶是她自己从宿舍扛来的。
方竹坐在最靠门的位子，面前摊着采访本，手边放着两支削好的铅笔。
她穿白衬衫，袖子卷到肘弯，头发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，校报的小铁牌别在胸口。
吕正民坐主持位，左手边是黄药眠，右手边空着一把椅子，是给陆沉留的。
孙克勤坐第二排最右边的角落，带了黑皮笔记本和钢笔，没带茶缸。
本系的学生占了大半。
王强来得最早，抢了第一排正中的位子，桌上摆着一本《人民文学》八月号。
沈青挨着他坐，面前除了那本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还多了一个硬壳笔记本。
外校来了十一个人。
燕大中文系来了三个。
领头的叫贺知行，七七级，瘦长脸，眉骨高，戴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住的眼镜。
他是燕大文学社的社长，写过两篇评论发在燕大学报上。
据说他入学前在云南农场待了六年，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把马克思的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从头抄了一遍。
在一九七八年，手抄理论着作不是什么稀罕事。
书禁了十年，图书馆刚开封，印刷跟不上需求，想读书的年轻人只能借一本抄一本。
手抄本在高校地下流传，从马克思到萨特，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，什么都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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