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不争的事实，应当枭首。可大儒董仲舒却引用《春秋》经义，他说：‘父子至亲，甲听闻父亲和人打斗，持仗相救，本意是救父而非伤父，正如春秋时代的许止，因误送汤而致父死一样，不能论罪。’至此之后，有司执法确定了一条原则，名为原情论罪，不仅要论迹，更要论心。”
闵珪一震，他只听月池道：“臣知晓三司长官，素来秉公执法，所核案情，所依的法条，并无错漏，然而，诸位上官却忽视了一条，即马中锡本人之原心。此人立朝数年，嫉恶如仇，颇有官声，否则也不会被圣上所起用，委以重任。他官居四品，前途大好，这样一个人，居然不顾生死，多次孤身入贼营，所为的应当不是延误军机，下狱论死才是，而是感化顽恶，以止干戈。”
大理寺卿周东道：“但事实却是，顽恶冥顽不灵，又造大孽。他怜悯虎豹，却戕害无辜官民，正是本末倒置。”
月池道：“平叛初始，贼寇势大，朝廷却乏军用，如无马公分而化之，只怕官军死伤惨重。他名为怜虎，实则是为最大限度地保全朝廷的实力。那时，马公招降流民，朝野可是皆持赞同的态度。”
都御史张缙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流民是无家可归，受人蛊惑，这才四处流窜，故而可恕，贼首却是存心谋逆，滥杀官吏，故而当诛。而马中锡，将贼首和流民混为一谈，滥加恩典，岂非是大误。”
月池道：“您所言甚是。只是，您待反贼，都能通过明辨其心，酌情处置，如何到了马公这里，却要将他与那些真正贪生畏死的失职之人，一同处决呢？”
张缙一时语塞。月池继续道：“《春秋繁露》有言：‘志邪者，不待成；首恶者，罪特重；本直者，其论轻。’意指动机邪恶者，即便犯罪未成，也要依律定罪，而动机良善者，即便铸成了错误，也要从轻处罚。要是不论本心，不论善恶，一概处决，窃以为，这并不能称公义。”
此言一出，满殿哗然。工部右侍郎张遇辩道：“可律法明文规定，延误军机当斩，难道要因此置律法于不顾吗？”
月池躬身道：“臣并无冒犯刑律之心。只是世事变化万端，刑律虽全，也无法一一涵盖，这时就应酌情处置，以经义为上，如此兼顾情理，比起多据律文来说，更能维护大义。毕竟律文也仅是仁道的外化，并不能取代仁之本心。《尚书》有言：‘罪行轻重存疑，宁可从轻处置；功劳大小有疑，宁可从重奖赏。与其错杀无辜之人，宁犯执法失误的过失。’臣正是秉承圣人的教诲，这才在朝堂上斗胆谏言，请求对马公从轻处置，还望陛下明断！”
朱厚照看向三法司官员：“卿等以为如何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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